一个“假艾滋病人”的等待之旅

By 小yang at 2012-12-10 • 0人收藏 • 220人看过
乘客徐天(化名)乘坐出租车时,被隐藏在车里的针头扎伤。经检验,针头内残留液体中,HIV抗体为阳性。徐天开始吃阻断性药物,也开始了一个“假性艾滋病”患者的生活。短短3个月,他失去了工作和女友,变得消极、压抑,体会了艾滋病人的一切痛苦。尽管最终结果,他没有被感染艾滋病毒,但这段奇异的旅程带来的影响,似乎不那么容易消除。何时结束,还未可知。记者探访90天的碎片式生活 最苦是等待“走在北京的路上,我就像个过街老鼠,所有人都在看我。”徐天的生活被一支针管扎成了碎片。从8月22日,第一次检测出针头上HIV抗体为阳性,到11月22日,最终检测结果证明徐天未感染艾滋病毒。3个月,90多天,徐天的生活轨迹不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个片段。他能做的就是等待结果。徐天第一次向多家媒体一起讲述事件原委的时候,是在他从海淀区东升派出所做完笔录出来。虽然不是第一次讲,但仍然越说越激动。看见有人举起相机,立马用手挡住,不让拍。讲着讲着,他猛地一回头,发现摄像机正对着他的背影。他抬手指着摄像机阻止,眼里冒着红。徐天挺害怕。记者走进他的小屋,第一感觉就是“整齐干净”。可徐天说,他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收拾过房间了。之所以整齐,也是因为这两个多月里他也没移动过什么东西。“害怕。”徐天说,他晚上害怕得睡不着觉。屋外的灯是声控的,晚上只要有人回来,一跺脚开灯,他就吓一跳。直到凌晨两点以后,“没人了,踏实了。”“感觉在等着审判。”虽然针扎在腿上,但好像扎在徐天脸上一样。他不敢出门。刚吃药那几天,门一锁,关上灯,拉上窗帘,就在屋里待着,什么也不干。“自己像流浪狗似的,哪也不敢去,走哪都觉得别人在看我。9月份我回了趟老家,坐在车上,我感觉所有人都在看我,我必须小心、谨慎,而且假装无所谓。神经高度集中。”“小心”、“谨慎”、“假装无所谓”这几个词,徐天说得咬牙切齿。徐天回忆,他乘坐长途车回老家,在车上,“有个小孩一直看我,看得我发毛,我拿着衣服蒙上脸。小孩哇一下哭了,他父母过来质问我,你刚才干什么了?”“走在北京的路上,我就像个过街老鼠,所有人都在看我。”徐天默默地说,“我有病,我被扎了。”家附近有条河,那些日子,等天黑了,徐天就跑到河边去,琢磨。他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个要人命,全世界,美国、英国都没辙的。”徐天接着问记者:“你知道世界上最痛苦的是什么吗?你知道吗?”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世界上最大的痛苦是等待。”沉默。他呷了一口啤酒,不再讲述他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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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10   #1

理解女朋友“即使现在没事了,也不可能再和好了。爱情不是祈求和要饭。”徐天挺伤心。房顶上,挂着一串零零碎碎的小玩意。有草帽、铃铛、祈福牌,最下面是一个小牛布偶。徐天说,这是他出差去的四个地方,给女朋友买的不同的礼物。小牛布偶,就是这次去南京买的。“楠楠(化名)就因为这事跟我分手了。”徐天说,后来他倒是见过她一次,是自己偷偷去看了一眼。徐天的女朋友比他小4岁,也是在北京工作的东北人。在徐天眼里,楠楠非常漂亮,个子很高,眼睛大大的,睫毛长长的,“就像楼兰新娘似的。”徐天和女友谈了三个多月的恋爱,“我觉得我对她挺好的。她上班包里的零食没断过,但她从来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放的。”对于女友的选择,徐天痛苦过。他曾经借酒消愁,“我是人,我们曾经一起甜蜜过,一起快乐过,怎么可能说忘就忘,我理解不了。但别人跟我说,‘这是社会,这是物质的天下。你,忍着吧!"即使是回忆,这也是徐天在跟记者的交流中,最激动的一次。徐天说,他理解、尊重女友的选择。“我完全接受。”徐天很明白,“遇上这事,没的选择。要是你,你第一想法也是,他会不会传染我。”在最关键的时刻,在徐天最需要陪伴的时刻,女友离开了他。这让徐天耿耿于怀,“即使现在没事了,也不可能再和好了。爱情不是祈求和要饭。”徐天的状态很压抑,说话断断续续,欲言又止。“是不是太憋着了?”“你让她回来。”他指了一下挂着的小牛布偶。徐天挺郁闷。他的屋里摆着一张他和妈妈、妹妹的合影。照片上的徐天,一看就是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那天我过18岁生日。”徐天说,18岁之后,他就走出了哈尔滨老家,漂泊在外。他拿着相框,抹了抹上面的尘土,看了半天。9月份,徐天回家了。阔别家乡10余年,游子归家,却带着阻断艾滋病毒的药物。“我回家住了21天,不敢告诉父母和妹妹。”徐天说,怕他们知道,但是父母还是怀疑他出事了。因为他在家一天一天不吃饭。“你想减肥吗?吃这个药,可以5天不吃饭,根本没食欲。”徐天服用的阻断药物,具有很强的副作用,让他头晕、恶心、没有食欲,整天昏昏沉沉。“是不是也不敢和他们一起吃饭,怕传染?”记者问徐天,徐天耷拉着眼皮,点了点头。“我4岁前生活在农村。我们家老房子后院种了好多菜,茄子、韭菜、白菜,什么都有。那些日子,我就趴在菜地里写遗书。”本应该高兴“我现在很想回家。可回去之后,我怎么面对?”药物只需吃一个月,总算不用再吃了,但徐天的胃口一点也没好起来。回到北京后,徐天继续接受每个月的检查。终于等到最终的检查结果。结果是好的,徐天幸运地没有被感染艾滋病。别人都觉得,没事了,都过去了,应该高兴啊。但徐天已经没有心思工作,提不起精神生活。他依旧过着每天两三点才能睡着、只睡两三个小时、一天不怎么吃东西的日子。徐天说,有个节目采访一个因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的13岁小孩,节目最后,主持人问:“你现在最想干什么?”小孩回答:“我想妈妈。”徐天说:“我现在很想回家。”“可回去之后,我怎么面对?”徐天很难熬。仍需等待,“心里有个结,总憋着。”徐天现在和出租车公司打官司,“哪有那么容易,只能在家等消息。”徐天的纪念日,不是谁的生日,不是什么节庆,而是8月22日。写字台上摆着一块玻璃牌,用荧光色的笔写着“8月22日”。那是扎伤徐天的针管中的液体被确定为携带艾滋病毒的日子。为此,徐天的整个人生都被记录在案。徐天说,市刑侦总队记录了他的手纹、脚纹,为的是第一时间排除他的作案嫌疑。他去南京出差的记录也被调来了,还有他所描述的乘坐出租车的路线,每个地方的监控录像都被调出来了。8月21日晚上,他走出北京南站,正对着摄像头抽了根烟。关于起诉起诉费上万,没钱打官司徐天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将出租车司机和其所属的出租车公司告上了法庭。徐天说,前些日子,他去法院看进展,遇上了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经理。前几天,有媒体报道,徐天在等待检测结果的三个月中,体重下降20斤。徐天说,他和司机打招呼,没想到司机见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没瘦20斤啊。”对此,徐天哭笑不得。让他生气的是,经理说:“别跟我说话啊,有话到法庭上讲。”徐天的起诉书在10月29日就已经递交法庭。“我一个人身单力薄,目前的状态也不适合打官司,而且我也没钱。”徐天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告诉他,起诉费要1万元。“我家里刚买完房,父亲又动手术。我也没想到经济上会有这么窘迫的状态,而且又离职了,拿不出这么多钱。我就希望引起你们的关注和帮助。”徐天对律师说。听完整个事件的过程,律师事务所向徐天收取了100元费用。“为什么接这个官司,第一,我也是打车的;第二,这是北京首都公共交通安全的问题。案子我接了,免费不可能,你给我100块钱吧。”徐天目前的药费和检测费用都是自己垫付的。事发出租车上,没有监控摄像头。徐天曾找过出租车公司,但公司表示,无法判断针头的来源,怎么承担责任,这种事还是第一次遇到,没有办法可循。记者手记“快来采访,我怕反悔”和徐天的沟通十分不顺畅。徐天曾几次反悔,拒绝采访。最后一次,在他再一次拒绝采访一个多小时后,徐天打来电话说:“你下午过来吧,最好快点,我怕……我反悔。”他仍旧小心、谨慎,精神高度集中。每次说话之前,徐天大多会沉默十几秒钟,似乎是要想一想。他的语速很慢,也偶有激动的时候。徐天对记者说:“你是有目的来的,我不喜欢。”直到最后,徐天突然问记者:“真心话对你有多大价值?”但徐天也知道,他需要关注和帮助。差点感染艾滋病,这件事没轮到谁头上,谁都不会了解艾滋病的可怕以及它对人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徐天以一个艾滋病人的姿态生活了3个月,人的恐惧、孤独、自卑、无助都被放大了。如果他再面对一个真正的艾滋病人,会不会刻意不去注视他,怕他以为自己被别人歧视;会不会主动握握他的手,怕他胆怯认为别人都厌弃他……会不会比我们做得都好。采访结束,已经是傍晚。徐天热了些饭菜,还有馒头。他吹了一下馒头上的热气,停下来,对记者说:“我现在很健康。”然后才继续吹。徐天其人北漂东北人徐天今年36岁,男,未婚。哈尔滨人,18岁离开家乡,成为北漂已经13年。徐天长得有点像越南人,他的家乡在哈尔滨东北部,靠近俄罗斯边境。冬天雪深好几米,冰冻6尺。徐天是个利落人。他的发型是利落的寸头,他穿衣服也很利落。徐天的家,在香山脚下。是一处农房加盖的二层违建,顶头的第一间屋子。其他几间也都住着租户。这间房子,不足10平方米。每个月的租金从过去的400元涨到今年的900元。别看屋子小,床、写字台、饭桌、柜子,一应俱全,摆放井井有条。就连储物柜里的瓶瓶罐罐,也都规规矩矩地“见缝插针”地排列着。小型书架上摆放着关于营销和理财的书籍。徐天说话,不管是急还是缓,都很少有废话。他因此事辞职前,从事销售工作。他说,做销售的,思维和别人不一样。他说,他跟别人说话,知道自己第一句说什么,10句之内要表达什么意思,最后一句要说什么。徐天是典型的东北男人,热情,也挺细心。酒量好,啤酒喝上七八瓶没问题。但是这些日子,因为心里有事,喝上一瓶就吐了。事件回放8月21日 挨扎酷暑。徐天在南京出差的最后一天,他准备乘火车回到北京。火车晚点了,9点10分才到站。他走出北京南站,在马路边上点了一支烟。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有个摄像头正对着他,把他的行踪记录下来。10点半左右,徐天到了五道口附近。他想去清河看望女友,于是打了一辆出租车。徐天坐在出租车后排右边座位,车行到林业大学附近时,他想跷起腿来放松,此时车正好拐弯。徐天刚要翘起的右腿顶到前排座位靠背后的书报架一角,刺痛传来。“好像有什么东西扎了我一下。”徐天赶紧喊司机停车。停下车后,徐天挽起牛仔裤,发现膝盖附近被扎了一个小眼儿,周围有些红肿。他小心地用手沿着书报架底部平着捋,在左角上摸到一个针头,使劲一扥,扥出一个注射器针管。针管有香烟粗细,约25厘米左右,旁边有一个针头套,但没有盖在针头上。注射器内有非常少量的淡黄色液体。徐天给女友打电话:“你家附近哪有医院,赶紧跟我说。” 女友担心害怕,徐天安慰她,放心吧,遇到点小麻烦,晚点回去。徐天和司机师傅直奔医院,他们先到清河附近的京北医院,后到北医三院,最后到地坛医院,但都没查出结果。徐天只能先回家休息。但他本能地感到恐惧。8月22日 检测徐天拿着针头来到朝阳区疾控中心进行检测。结果显示,针头上残留液内HIV抗体为阳性。徐天有可能被感染艾滋病。8月23日 服药徐天到医院进行了血液检测,结果显示,徐天的HIV抗体呈阴性。医生介绍,这说明徐天此前没有艾滋病,当时也没有感染艾滋病毒,但完全排除感染可能性需要在3个月内再行检测3次。医院给徐天开了2500多元对HIV病毒起阻断作用的药物,徐天开始服药。徐天希望司机和其所属的华泰出租车公司负责,但却屡屡碰钉子。觉得没人管,徐天拨打了多家媒体的热线电话。8月24日 调查媒体开始报道徐天打车被扎,针头或含HIV病毒一事,立刻引起关注。海淀警方介入调查。下午一点半,徐天应海淀刑侦部门的要求,来到案发地所属的东升派出所接受调查。直至6点多,徐天才从派出所里走出来。徐天说,他是独自接受警方询问的,警方非常详细地了解了事件的经过,具体到哪一分哪一秒。出租车司机龚师傅也在此派出所接受了调查。龚师傅表示,自己并不知道针头的来历。龚师傅回忆,徐天之前的乘客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再之前的几个乘客,都坐在了后座,但他也没有注意到有人往书报架里放东西。经过四五个小时的笔录,徐天在派出所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和等待他多时的记者们再次说起了事件的经过。他仍旧穿着事发时所穿的牛仔裤,和一件短袖上衣。在他的手机上有被扎后拍下的针头的视频,他拿给记者看,并挽起裤腿让记者看伤口一个微小的红色针眼。徐天有些激动,她说女友为此要跟他分手了。11月22日 定论拿着针头含有HIV抗体呈阳性化验单的徐天,还穿着短袖T恤衫;拿着自己体内病毒为阴性检验报告的徐天,已经穿上了长袖衬衫。3个月,不算短的时间了。对于徐天来说,更长,更难熬。徐天的最后一次检测,最终结果显示:没有感染艾滋病毒。但另一场更加持久的战役才刚刚开始。徐天已经起诉出租车司机及公司,海淀法院东升法庭为此立案。官司磨人,只不过耗费些心力。对于徐天来说,更大的敌人,是心魔。
来源:北京晨报 作者:尹文胜 刘洋 责任编辑:刘锦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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