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岁的澳大利亚植物学家,他唯一的幸福是寻死

By 落小雾 at 9 天前 • 0人收藏 • 505人看过

  大卫·古道尔 图/视觉中国

  104岁的澳大利亚植物学家古道尔没患什么致命疾病,却因为衰老感受不到任何活着的美好。三次自杀未遂后,他远赴重洋,只求给自己不快乐的晚年一个“安乐”的结尾。

  文王媛

  编辑卜昌炯

  北京时间2018年5月10日18时30分。瑞士巴塞尔。

  一家名为“生命循环”的诊所里,104岁的大卫·古道尔正在静静地享受他与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刻。

  他头顶上方的窗台上,两盆粉白色的蝴蝶兰开得正好,窗外阳光炫目。但他对这一切已没有留恋。

  一支灌满了戊巴比妥钠药剂的注射器已经准备好。这是一种麻醉药物,可一旦过量,就会有致命危险。因此,它也被用来作为安乐死的药物。

  每年,有数百人自愿飞往瑞士,注入比正常剂量超出15倍的戊巴比妥钠——追求一个合法而无痛苦的死亡。瑞士是目前唯一可协助外籍公民实施安乐死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早在1941年,安乐死的相关法案就获得了通过。

  在全球寻求安乐死的人当中,古道尔并不是最年长的一位。2014年,一位105岁的比利时女性,因难以忍受病痛的长期折磨,以及“不想再待在疗养院,看着朋友们一个个逝去”,选择了安乐死。

  人们惊讶并关注古道尔的决定,是因为他虽已104岁高龄,却仍拥有超乎常人的健康。但是,他说,他早已失去了快乐。他想死。

  那个写着两个醒目的粗体单词DOSIS LETALIS(致命剂量)的玻璃药瓶渐渐空了。只待古道尔打开一个控制阀门,药液将直接注入他体内。

  ?麻醉药物——戊巴比妥钠

  人们停止了在Twitter上的直播,全世界都避开了死亡降临的那一刻。甚至有人疑虑,也许在最后一刻,老人家会中止这一进程。

  1分半过后,古道尔没再醒来。

  他应该不会退缩。为了这一刻,他已经等了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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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4日,是古道尔104岁生日。

  那天,七八位亲友聚在一起为他庆生。他们开了香槟,准备了他最爱的芝士蛋糕。

  然而,在亲友们齐唱《生日快乐》歌时,古道尔窝坐在轮椅上,呆呆地看着杯里冒着气泡的香槟酒,怅然若失。

  他并不为自己的长寿感到高兴。

  古道尔104岁生日

  “我一点儿也不快乐,我想去死。”古道尔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对着镜头微微皱眉,布满皱纹和老年斑的脸上,露出孩童般的嗔怪。

  尽管他掉了许多牙,说话时口型不能正常地开合,言谈之间发音有些含糊,但说到死亡,他意志明确。

  直到去年,作为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的一名荣誉助理研究员,古道尔还在离家不远的一间小屋子里,穿着粉色格纹的短袖衬衫和青色长裤,佝偻着背,眯着眼凑向电脑屏幕,无偿地做着文字研究工作。

  出生于英国伦敦的古道尔,幼时移居澳大利亚,在澳洲是颇有声望的植物学家和生态学家。他一生钻行于山水草木之间,痴迷于那些大自然中姿态各异的生命体。

  古道尔曾获过3个博士学位,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还编撰了30册的系列图书《世界生态系统》。2016年,为了表彰古道尔在科学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政府授予了他澳大利亚勋章。

  他一共结过3次婚,有4个孩子和12个孙子,晚辈们都很爱他。但古道尔视独立自由高于一切。他不喜欢有人24小时都看着他,更别说找个陌生人来当看护。所以,他一直独居在澳大利亚珀斯市的一套一居室内。

  在102岁时,古道尔还在位于大学校园内的办公室上班。每周有4天,他会背上双肩包,花费90分钟转两趟公交车外加一趟火车,到办公室工作。

  古道尔在位于大学校园内的办公室上班

  平日里,古道尔喜欢每周去读书小组和老朋友聚会,读一读莎士比亚,朗诵他喜欢的诗句。他甚至还在一家剧院里演出过话剧,跟一群年轻演员对戏。

  多年过去,古道尔人生中大部分的朋友都已去世,而他却以超出常人想象的健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的晚年生活都无可挑剔。

  直到身体亮起的红灯,一点一点吞噬他生命的乐趣。

  94岁时,由于日趋下降的视力水平,他被收去了驾照。自那以后,他每日通勤不得不依靠公共交通。他甚至最终被迫放弃了在剧院的演出,因为他没办法自己开车,去参加晚上的排练。

  在他看来,这是独立被剥夺的象征。

  这对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后来接受采访时,古道尔坦言,他更希望在驾照被没收时,就终止自己的生命。无法自由控制自己的生活,对他而言,如同施刑。

  在他104岁生日前夕,古道尔遭遇了更严重的身体问题。

  2018年年初,古道尔不小心在家里摔了一跤。虽然没有怎么受伤,但日渐萎缩的躯干,让他没有力气从地上爬起来。他试图努力呼救,然而,并没有人能听见这位独居老人发出的声音。

  大卫·古道尔 图/视觉中国

  等到清洁工来打扫公寓时,古道尔已经在地板上待了整整两天。

  在医院经过检查,古道尔并无大碍。“他们发现了一两处很小的伤口,在上面贴了医用胶布,基本没什么问题,”古道尔说,“但是他们认定我没有生活自理的能力。”

  医生命令他,之后不能再乘坐任何公共交通工具,甚至不准他在没人看管的情况下自己过马路。“他们这样限制我让我很生气。”在他眼里,这是一种没有尊严的生活。

  自那以后,古道尔彻底不能够再继续工作。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早上起床,吃早餐,呆坐到中午,吃点午饭后继续在轮椅里坐着,直到日落。

  “这种生活有什么盼头?”这个声音在他心里日趋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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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道尔的女儿凯伦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她曾告诉记者,父亲的事业,是支持他活下去的动力。

  大卫·古道尔和他的女儿凯伦(右)合照

  “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爱好,也是他的激情所在,”凯伦说,“没了工作,对他而言就失去了生命的意义。”

  所以,当他因为高龄而面临工作能力的质疑时,无疑给他又压上了一层厚厚的稻草。

  2016年,古道尔服务了近20年的埃迪斯科文大学突然通知他,鉴于学校很多师生对于他的健康和安全表示担忧,他每天往返通勤也存在很多风险,建议他终止工作,离开学校。

  古道尔当即对学校提出抗议,认为此举是对老年人的歧视。“这件事让我很郁闷,这是变老带来的影响。如果不是因为我老,他们才不会提出这种问题。”

  这件事在当年曾轰动一时,频频登上当地的报纸版面。“我希望我的案例,能够激励那些虽然像我这样高龄,但依然可以继续在各自领域深耕的人们。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他们有权获得每一个继续工作的机会。”古道尔说。

  在女儿凯伦看来,父亲比那些年龄可能只有他四分之一的人,要聪明机敏得多。她拒绝了校方让父亲请看护的要求。

  “我们所有人都会变老的,难道仅仅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像以前那样灵活了,就阻止我们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吗?就要把我们送到养老院去待着,就必须得请个看护了吗?”

  大卫·古道尔

  在古道尔一家的极力抗争下,校方作出妥协,但要求古道尔必须搬离现在的办公室,找另一个离家近的地点办公,平时只有在开会的时候才能去学校,还必须有人在旁陪护。

  古道尔只能从命。搬办公室那天,他拿出纸箱,手臂颤抖着,一摞一摞地仔细打包他那满架的书籍。

  那是让他心碎的时刻。这意味着他再也不能常常见到学校里的老伙计们,不能再自由地出现在他熟悉不过的校园里了。

  古道尔的世界变得更小了。

  如今,只能坐在轮椅上被人推来推去的生活,再也让他看不到生活的美好。他希望自己不要被人当作老弱病残去对待,希望能好好地跟人聊点有意思的事情,至少能像以前那样,搭个巴士去市区。

  “我曾经的生活都是在田野之间,而现在我甚至都不能自己出门,”古道尔在巴塞尔的酒店里接受CNN独家采访时说,“我多希望我还能再走到灌木丛中,但你看看我现在周围都是些什么。”

  当地时间2018年5月9日,瑞士巴塞尔,大卫·古道尔与家人参观巴塞尔大学植物园 图/视觉中国

  这些从前视若寻常的事情,他无法再办到了。

  于是,古道尔开始了自己的死亡计划。

  他曾经尝试了至少3次自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成功。最终,他决定寻求专业帮助。他联络了“解脱国际”的老朋友们。

  早在20年前,越来越糟糕的视力和体能,让古道尔早早有了终结生命的念头。他在那时就加入了安乐死倡议团体“解脱国际”,成为了其中的成员。

  104岁生日时,面对媒体的镜头,比起庆祝长寿,古道尔更希望能倡导一下自愿安乐死的必要性。

  “一个人应该有选择如何度过下半生的自主权,”古道尔说,“如果一个人选择自杀,那也无可厚非。我觉得任何人都没理由阻拦他。”

  只是,多年来,他所在的澳大利亚一直禁止安乐死的行为。直到去年11月,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才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但是该法案只允许身患绝症的病人通过安乐死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且直到2019年6月才会生效。

  古道尔安乐死的病房

  于是,“解脱国际”的负责人为古道尔安排了快速通道,直接飞往安乐死已经合法化的瑞士,为他施行安乐死。

  3

  5月2日晚,古道尔的家人陪他来到珀斯机场,向他告别。

  他的孙儿蹲在轮椅前,紧紧握着古道尔的左手。古道尔的右手抱着他的双肩包,像是另一次出门旅行的场面。

  他们都知道,对古道尔来说,这是一趟没有回程的旅行。

  面对死亡,古道尔倍感轻松。这天,他调皮地换上了一件黑色的长袖外衣,衣服在左胸位置写着两行字:不体面地老去。

  “解脱国际”创始人菲利普·尼奇克曾在4月22日在网上为古道尔的这趟旅行发起众筹,帮他把经济舱升级到了商务舱。

  古道尔的孙儿蹲在轮椅前,紧紧握着古道尔的左手

  网站显示,短短17天里,共有376人参与了众筹,共筹集到20956美金,超出了原本15000美金的目标。

  尼奇克在众筹文章中写道:“所有正常的成年人,都有权在他们选择的时间点,获得平静的死亡。”

  启程之前,古道尔已经修改好了遗嘱,并同家人进行过多次开诚布公地交谈,获得了他们的理解。古道尔的家人表示:“接受这件事情很难,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件很美的事。”

  古道尔在接受采访时坦承,要离开故土和家人,飞往另一个国家终结生命,对他来说是很残酷而充满怨念的选择。

  他寄望于自己的经历能够促进澳大利亚政府在法规上的变革。

  “我希望其他国家能够向瑞士政府学习,让相关的服务和设施向所有人开放。在一些人不仅因为年龄,还因为心理上的原因希望寻求死亡的时候,他们的要求能够得到满足。”

  在施行安乐死的前一天,古道尔召开了临终记者发布会,他没想到,会有那么多媒体来参加。

  当地时间2018年5月9日,瑞士巴塞尔,大卫·古道尔出席记者会 图/视觉中国

  当记者问道,他是否会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伴随离世,古道尔答道:“如果我要选择一首曲子的话,我想会是(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的末章。”

  接着他用德语唱了一小段《欢乐颂》。

  “那此刻最怀念的是什么?”

  “我想回到……我最喜欢的地方,西澳的金伯利。”

  5月10日,是古道尔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最后一天。

  在实施安乐死的过程中,会有摄像机在一旁进行全程录像。安乐死的对象需要对着镜头说出自己的名字和出生日期,作为他自愿决定结束生命的凭证。

  在病人打开阀门的时候,录像就终止,以保护整个过程的私密性。

  古道尔和家人坐在一起,他问:“我们还在等什么?”

  只需要20到30秒的时间,古道尔就会陷入睡眠的状态,直到他越睡越深,心脏逐渐停止跳动。

  整个过程短暂而平静。

  “我很期待,”古道尔说,“我很高兴我的经历被人们所知,并且将安乐死这个概念带到了阳光之下。”

  “那你最后还有什么愿望吗?”记者问他。

  古道尔想了想,很认真地回答:“我会希望他们扎针的时候,能扎准点儿!”

  文章转载于火星试验室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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