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宋哲元的“对日亲善”,该如何评价?

By 落小雾 at 12 天前 • 0人收藏 • 708人看过

军阀祸国,是局部抗战乃至全面抗战时期,极为常见的现象。显者如1936年粤、桂两系军阀勾结“友邦”(日本)“北上抗日”;隐者如1944年西南军阀密谋推翻重庆政府。

至于宋哲元主持平津期间,是否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略作一些梳理。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希望将华北建设为“防共亲日满地带”,又策划了“华北自治运动”。通过《塘沽协定》与《何梅协定》,日本先让冀东大部分地区成为“非武装区”,又迫使中央军、东北军及国民党势力退出华北,使华北出现“权力真空”。1935年6月,日本指使白坚武发动叛乱,企图占领北平,建立亲日的“自治政府”。甫被解除察哈尔省主席之职、避居天津的宋哲元,率29军进驻北平,稳定了平津局势。

在日军看来,29军不是中央军,且有反蒋历史,宋哲元“不会忠于国民政府,而是以其地方军阀的特性,巧妙地窥测日中势力的均衡,趁机进入所觊觎的平津地区”,故有意拉拢宋“充当日军之傀儡”,领导“华北自治”。①

蒋介石对宋的擅自行动固然不满,但也希望由他出面,维持华北残局。在接见29军副军长秦德纯时,蒋让其转告宋哲元,“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越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②

随后,国民政府顺水推舟,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

宋哲元主政华北,最大的压力来自日本。为控制华北,日本多次劝说宋哲元脱离国民政府,甚至出动关东军、舰船、飞机等向其示威,限令1935年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面对危局,宋哲元计无所出,选择避居天津。国民政府则命何应钦北上交涉。

在宋哲元的立场,他既不愿在日本逼迫下“自治”,所以避居天津;但也不希望失去“华北王”的地位,所以对何应钦的到来并不欢迎。

宋哲元以退为进,曾提出三策:

“(1)如放一枪一炮即可成名;(2)带兵退出不失封疆大吏;(3)为敷衍他人,为国家领土护财源,安民心,使国家有一机会以安全局,乃最痛苦之事。”③

这三策固有要挟之意,但也确系实情。宋哲元手握29军,若离开华北,国民政府必然还要为他安排一省驻地。

最终,何应钦亦穷于应付,只能电请依照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前例,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获得蒋介石同意。1935年12月,宋哲元临危受命,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下辖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两省两市,主持对日交涉。

图:宋哲元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任上,宋哲元的确表现出了一些日方所期待的“军阀特性”,比如在截留税收、私自扩军等问题上,与中央颇有矛盾。

但与远离抗日前线的西南军阀李宗仁、龙云、刘湘等不同,宋哲元在处理与中央关系的同时,还须谨慎应付日本,毕竟日军时刻在其辖区内活动,故此,为势力的存亡计,宋哲元的言行,常给人一种“亲日反蒋”的错觉。

事实上,宋哲元一直坚守冀察政权是“国民政府下的一个政权”的原则,在用人行政上请示中央,对中央政令大体奉行。对日本则只是敷衍。宋主持的对日交涉,如其自谓,“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他处处虚与委蛇,并未让日本获得实际利益,故而让日本极为不满。1936年夏,长期代表宋哲元与日本交涉的萧振瀛辞职出国,原因是他向日本开了太多“空头支票”,宋“觉得叫萧离开出国,可以缓冲一下”。④

为向宋哲元施压,华北日军有意制造事端,比如,强行借用南苑机场土地建立仓库,出动宪兵在北平街头任意捕人;制造舆论,一面发表《警告宋哲元》的报道,一面散布“二十九军即将南调”的谣言。⑤这种种压逼之举,显见日本对宋哲元的初始估计,确实太过乐观,如曾任日本驻华大使的川越茂所言:

“日本陆军以为宋哲元已为收买。实则宋哲元亦支那人也,决不愿日本夺取支那领土,观其态度之暧昧可知也。”

但是,在被日本人压逼的同时,宋的这种苦衷却也很难得到国人的理解,当年的舆论,曾一致怀疑他要勾结日本,充当汉奸。国民党元老张继,曾对着蒋介石大骂宋哲元投敌卖国,要求中央惩办。在蒋处碰了钉子后,张继还找到于右任大发脾气,说宋哲元“甘心要做石敬瑭、张邦昌,而蒋先生硬说宋哲元不会真心和日本合作。”

内外交迫之下,宋哲元一度不堪重负。先是“称病不出”,后来干脆在1937年5月借探亲为由,暂避山东。行前,他交代秦德纯:

“ 一、对日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二、为避免双方冲突,但亦不要谢绝”。

由这番交代可见,在华北对日交涉,实属左右为难,稍有不慎便会给日军开启战端的借口,或使自己沦为汉奸。⑥

今天回过头去看,主持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一年半时间里,宋哲元无疑是有功的:

首先,他将委员会实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亲日人士王克敏、王揖唐等,皆有职无权。

其次,镇压武宜亭等日本支持的“自治运动”,解散“冀察各县自治代表联席会”、“河北省民众自治协会”等非法团体。

第三,服从中央政令,顶住压力,拒签卖国的《中日共同防共协定》与《华北经济提携协定》,维护了华北主权。⑦

主持华北政局期间,宋哲元最让人诟病的,是“七七事变”后,曾一度阻止中央军北上;稍后平津又迅速沦陷。而据杨奎松的研究,1937年7月7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蒋介石仍处于和战不定的状态,一度寄望于用强硬宣言迫使日军让步,故而批评宋哲元与日军和谈;当得知日军大规模增援华北后,蒋又回过头来表示愿意承认宋与日军达成的妥协条件,希望以此让平津局势缓和。宋哲元主持平津,理当为备战不周负责;但另一方面,也须看到,中央决策中枢战和不定的立场,对宋的备战部署,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⑧

总体而言,宋哲元有他军阀的一面,但其主持平津政局,就抗日而言,可谓有功。

图:1935年11月,土肥原贤二拉拢宋哲元不成,扶植殷汝耕,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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